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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在西部的草原

Walking in the western grassland

 
 
 

日志

 
 

[转载]在东莞:古浪籍民工打工生存实录_行走在西部的草原_新浪博客  

2011-01-25 16:01:28|  分类: 【文图分享】--转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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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座尚未敞开怀抱接纳他们的城市,他们爱恨交织。虽然脚下的土地他们不拥有一厘,能想象的未来也只有眼前的一寸,他们却把这里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在给记者的短信中,甘肃古浪籍农民工吕延武写道:“不要问我来自何方,西部的风就是我的黄昏惆怅,欢迎你来东莞,这边是世界工厂,这边是民工故乡。”

在东莞:古浪籍民工打工生存实录

2010年10月1日,国庆长假如期而至,东莞汽车总站人潮涌动。这座城市如潮汐一样准时地迎来了一次颇具规模的人口流动。他们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年轻的打工者。他们走出工厂,在城市与城市之间,在工厂与工厂之间川流不息。他们的穿着和外表已经与城市青年别无两样,只是脸上偶尔流露出异乡人的神色。

80后古浪籍女工孙霞和她的工友——90后湖北女孩张红梅,一早就从东城的工厂宿舍赶到老乡吕延武所在的万江桥,工厂放三天假,他们相约一起去东莞市中心的行政广场玩。本来还约了在茶山镇打工的古浪女孩李秀荣和柴春晶,因为晕车两个人走到半路又回去了。

“古浪就我们几个了,鞋厂没什么人了。”吕延武说。2005年,千乡万才公司在甘肃古浪实施“西才东用”计划,分批组织了近千名古浪的孩子到东莞打工,他们落脚的第一站就是位于沙田镇的台资企业诚达鞋厂。5年后,仍然留在东莞打工的古浪人已屈指可数。

城市画面中的古浪民工

从万江桥上,可以看到东莞最大的游乐园华南摩尔,孙霞和张红梅以前和几个工友去玩过,回想起过山车和跳楼机的惊险刺激,两个女孩仍兴奋不已。一起等车的吕延武自愧不如:“哎呀,我这个宅男当的真可以。来这里几年了,不知道这里有个游乐园的。”90后张红梅一一细数东莞哪里好玩,令吕延武感叹:“现在已不是80后的天下了!”

位于东莞市中心的行政中心广场,南北贯通,气势宏大。人工湖与绿化带,连接相替;现代感十足的公共建筑镶嵌四周,展览馆,图书馆,大剧院,科技馆,还有青少年宫一应俱全。路过展览馆时,正逢国庆节免费开放。吕延武和两个女孩子兴冲冲进去参观。

在东莞城市大观展览里,东莞的历史以一个个逼真的场景展示出来。东莞在三国时期制造业就很发达了,生产盐,爆竹,席子等各种作坊的生产场景历历在目。在现代工业展厅里,现代工厂生产车间的巨副照片也出现在面前。“我们以前鞋厂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也是无尘车间。上下班要换衣服。”对吕延武他们来说,这是十分熟悉的画面。

看到曾经打工的工厂在展览中出现,张红梅颇为自豪地说“我在那里呆过一年。”换来同伴的羡慕:“真的呀。”脚下透明的东莞地图,让吕延武下意识地做了一个“踩”的动作,然后笑称:“我要把东莞踩在脚下!”

在一张东莞制造业产品销售分布图上,一根根金色的线从中国版图最南端的这座城市向世界各地辐射出去。吕延武用一句广为流传的话注解:“如果东莞堵车,全球将缺货。”

在灯光闪烁的东莞城市模型沙盘前面,三个打工者流连往返。吕延武默默地说:我一定要在这里买套房子,这是我的梦想。”他想起一句改编自《北京人在纽约》的话,“如果你爱一个人,把他送到东莞,因为这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一个人,把他送到东莞,因为这里是地狱。”这恰似他此时的心情。

走出展览馆,广场上节日的花船吸引了他们去拍照留影。宽阔的广场上,吕延武高高地蹦了起来。两个女孩深受感染,也欢蹦起来。吕延武望着广场上空,发现那个飘忽的灰影是一只高飞的风筝。“那风筝飞得真高呀!”

图书馆是吕延武在东莞唯一熟悉的休闲场所。“天气太热的时候,可以到图书馆一面看书,一面避暑。”偌大的图书馆设施齐全,有免费的饮用水,和舒适的大沙发。孙霞和张红梅是第一次逛图书馆,两个女孩子不无兴奋地说:“到时候我们辞工了,无家可归的时候,就睡这里吧!”

在老乡面前,吕延武俨然还是当年那个叛逆狂野的男孩。他狂放不羁地说:“嗨,我将来娶了媳妇,我要她东,她不能西,要她西,她不能东。家里面我就是家长,我就是头儿,我就是王。女人嘛就这样对待。”“天哪!”张红梅惊呼。“那是对女的不公平,歧视!”孙霞也抗议。“吕延武,这个样子,怎么能找到女朋友?!”孙霞笑。“那有什么,光棍也是人打的,我不打谁打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吕延武狂放地说。

去步行街的路上,经过雀巢咖啡工厂,昏暗的街道上飘着浓浓的咖啡味。吕延武想起有一次在深圳,别人请他喝咖啡,一杯咖啡28块钱,一份快餐卖30块钱。那顿饭吃得他“想哭”。孙霞想起那天在华南摩尔玩,“从跳楼机跳下来,1秒钟,25块钱没了。”

国庆节的步行街,灯火通明,热闹非凡。灰暗的街角,挤挤挨挨的摆着小摊,也有乞讨的。在潮水般向前涌挤的人群中,唯独吕延武的眼神悄悄落在了乞讨者的身上。

在高楼林立的街道上,三个打工者留下了一张合影。这座城市的画面中因为有了他们的身影而活泼了许多。

在工厂与工厂之间漂泊

“在一个工厂里持久地干下去,很累,受不了。”

“长时间在工厂里面做根本受不了。”

“而且你在工厂里每天重复一个动作。”

对古浪籍打工者来说,沙田镇诚达鞋厂已是很久以前的过去式了。从诚达出来以后,他们进厂出厂,过着“四处漂泊”的日子。“一般都是,做几个月,不想做了,辞工,回家。过完年,又出来找工作。”吕延武说。

吕延武是85年的,和吕博武,刘玉萍,李新凤同龄。他们四人在诚达鞋厂打工的时候共同创办了烟波风雨文学社,因此在老乡中小有名气。如今,当年共同创办文学社的“战友们”都回到家乡,娶妻生子,结婚嫁人,剩下吕延武一个人孤独的战斗在东莞。

刚来时,吕延武不能适应东莞的饮食、气候和工厂里严苛的管理。在车间,他尤其不能忍受老大的“训”“骂”。 “老大”是车间里面的基层管理者,流水线上的组长,线长。他记得很多女孩子都被骂哭过。“你们现在老大骂你们吗?”吕延武问孙霞。“现在脸皮厚了。”孙霞答。“我们现在这个老大不怎么骂人,但是背地里整人是整的挺好的。”

吕延武记得有一次,他踩针车时把一个鞋子给踩报废了,老大让他罚站,让他站在凳子上,站得高高的。“我在厂里面很窝囊的,是那种不说话的人,你说什么我做什么,但是他反而欺负我。把我惹毛了,我就冲他大喊一声。”吕延武“拒不受罚”,那次闹别扭之后,他就离开了鞋厂。

“打工的人,哪个厂好进哪个厂,明年又不一定在哪个厂。”88年的孙霞,被吕延武称为 “老江湖”。从诚达出来,后面的工厂就像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很多工厂是靠老乡一个介绍一个进去的。在沙田,厚街,茶山的很多工厂孙霞都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她现在打工的工厂是位于东莞市东城区的万士达液晶显示器有限公司,厂里一万多人,生产三星和索尼的液晶显示器。

偶尔,孙霞回想自己的打工路,也会感慨:“他们都说走来走去,还是诚达那个厂好。那时候有空调有电话,宿舍里面柜子又大。整个厚街那么多鞋厂都没有诚达宿舍楼修的好。”“我们在诚达时还搞过一台晚会,八月十五的时候跳起了家乡的舞蹈,把厂里的人都震了,不过好像也没得奖吧?”孙霞问吕延武。

“你们以前出来的时候都很多人一起啊?”独闯东莞的湖北女孩张红梅不无羡慕地说:“我每次都是一个人出来,一个人找事,反正在外面都是这样也习惯了。”

日暮时分,不知不觉走到广场南面的水边,19岁的张红梅在水边的身影显得多少有些孤单。望着暮色笼罩的水面,孙霞也有点落寞:“今天的喷泉也没喷出来。”她又想到了沙田。“沙田一个公园都没有,只有一个广场。”回头望去,图书馆已经在视线的远端。头顶的火烧云好漂亮,两个女孩又活泼起来。“在这里照一张云!”

打工是一个沧桑的词

10月2日一大早,孙霞决定去茶山找老乡李秀荣和柴春晶玩。她和工友一起在工厂门口吃了碗麻辣烫,然后坐8路车到石龙金沙湾,工友去石龙找老乡,孙霞转乘1路车往茶山镇去。和东莞所有的乡镇一样,茶山马路两边也是招牌林立,每一个招牌背后就可能是一个小型的加工厂。在拥挤的公交上晃了半个钟头,10点钟,孙霞到达茶山镇的刘黄怡豪广场与老乡会合。

孙霞曾在刘黄一家电子厂上过一年班。她一边等老乡,一边给原先的工友打电话,打了好几个都不通。90后古浪女孩李秀荣和柴春晶如今在刘黄第三工业区的裕宏塑胶厂上班,是一家台资企业下属的工厂,生产塑胶头盔。因为现在是淡季,没什么订单,所以国庆放五天假。

“哇,你去过大靖?!干嘛不去我家呢?”在异乡听到有人去过自己的家乡,李秀荣掩饰不住的兴奋。“我家就在大靖,很近的。”“你都不在家里。”80后孙霞冷静地提醒她。和孙霞的含蓄不同,90后李秀荣显得自信张扬,率真热情。

李秀荣是91年的,柴春晶92年。她喜欢把80后孙霞排在自己后面:“我是老大好不好,她跑后面去。” 16岁出门打工,李秀荣对东莞没有什么不适应:“外面人都蛮好的嘛,比我们年纪大,这边条件又比家里好点。”与大多数古浪人观点不同,李秀荣对离开诚达从不后悔:“虽然我们那边的人多,但是没有实力嘛,一起出来的都是小孩子,经验没那么多,人又老实,就很受人家欺负。”

“你那个集体好的话人家看你的眼神是不一样的,你那个集体如果差的话,人家看你的眼神夜是不一样的。”离开诚达,李秀荣摆脱了集体的阴影,像一只重获自由的小鸟,在东莞的世界工厂之林里“单飞”起来。“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没人干涉我的。”

一开始,李秀荣也安定不下来,换了一家又一家工厂。她感觉好像老是被别人逼的一样,到哪儿都不是自己想要的工作。2008年,李秀荣进了刘黄的这个塑胶厂。“刚进这个厂我还是想出厂,好像习惯了。安静下来想一想,我觉得太累了,不管是钱还是自己的经历都浪费了。” “你要适应环境啊,现在是环境选择了人,不是人选择环境。”说这话时,差几天才满19岁的李秀荣让人想起沧桑这个词。打工诗人郑小琼曾写下一首诗:《打工,一个沧桑的词》。

女工们习惯了随身带着工牌。柴春晶的工牌上写着注塑部。注塑车间不能开空调,车间里只有排气扇。刚去的时候柴春晶觉得热死了,现在她已经适应了车间的环境。“你如果感觉好紧张地干活,你就热死了。你什么都别想,静下心来做事,就一点都不热了。”

流水线上的生活并不是想象中那样简单。“车间那些女孩子总喜欢跟你比呀,争啊,勾心斗角,从来没有说我们厂团结的那种。所以我们自己必须要强起来。如果你不强,就会被欺负。”“现在还可以啦,我可以达到我的目的了。”李秀荣终于可以凭借自己的“实力”证明自己。李秀荣所说的“实力”就是在“工作中,不要让别人对你有话可说。”柴春晶非常佩服自己的老乡:“她在车间好牛的。”

“我们出来打工都有一个目标赚钱嘛,加班才有钱。有班加谁不加?”李秀荣和柴春晶现在一个月能拿2000多,底薪920元,大部分收入来自加班。李秀荣她们的塑胶厂是两班倒,一个班要上12个小时候。就连加班也是根据工人的“实力”,“假如你做事很好,一个月可以不休,假如做的很差,可以双休。” “这12个钟你如果上习惯,会觉得很快的。假如你刚进厂,你肯定干一会儿就不干了,这个活实在太累了,我从来没进过这么累的厂。每一个人都会这样说。但是你要坚持下来就好啦,适应快的人一个星期就好了。”李秀荣平淡的讲述着,好像在讲别人的事情。

“社会很现实的,每个人都想对自己最好吧。在家里我肯定没这个思想的,但在东莞,我做什么事情前,先想到自己的利益。”现在李秀荣经常对工友说的一句话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在城市和乡村边缘徘徊

“一个月5块钱,就可以在手机上聊QQ。”孙霞的工厂宿舍住十个人,颇显拥挤。宿舍没有电视,也没有空调。下班之余,最大的业余生活就是在手机上面聊QQ,打游戏。

李秀荣和柴春晶的宿舍只有四个人,显得宽敞多了。李秀荣仅有的家当,就是一堆漂亮衣服,和一只毛绒大熊。这只大熊,是宿舍原先的工友留下来的。“就是一个留一个,一个留一个,那样留下来的,到底是谁的也不知道。”

在东莞茶山镇,刘黄和南舍交界的天马公园,南方的天气依然炙热,绿意浓浓,丝毫没有入秋的感觉。龙眼树在明亮的光线下,投射出浓重的阴影。走到哪里都是一片繁忙、热闹的场面。

“不知道怎么混了,这些人都90后了。”孙霞看着同乡年轻的身影,感叹道。“是啊,这个80后在这里干嘛吗?” 李秀荣总喜欢跟孙霞“斗嘴”。

孙霞对没抽上国庆节加班的签一直耿耿于怀。“我们老大他好会安排,他这样拿着,让我先抽,还有两个让他女朋友抽,他女朋友不抽,他就扔了一个给她,结果是有的。” “你们加班还要抽签啊?”“别的部门要加班,要我们去支援,只有几个名额。三倍工资谁不想去啊!”“看来我只有玩的命,没有去赚钱的命。让我抓个签都抓不到。” 孙霞说。

“我们厂里男孩子性格都蛮好的,就是女孩子有些太垃圾。”柴春晶也有自己的愤怒。“好像在厂里面比美似的。干活就干活!” “我跟她们开机,我都不想跟她们讲话。” 同样是90后打工者,李秀荣对厂里面的90后难以认同:“那些人真的太没意思了。她们和男朋友同居的嘛,这很正常,不过她们讲话超难听,让结过婚的人听了都觉得不合适。”

80后孙霞如今到哪儿打工都是“老大姐”了。宿舍里90后工友一放假都跑了,礼拜天就剩下她独守宿舍。“八月十五过的很可怜,一个人都没有。晚上让她们帮我带吃的吧,没一个人回来的,结果在宿舍里面吃方便面。”孙霞也向老乡诉苦。

在草地上,说说家乡话,聊聊各自的生活,逗逗嘴,没心没肺地笑一通。女孩子的话题总离不开自己的工厂,车间,流水线上的老大。也会聊“新买的手机”“好玩的地方”,当然还有“厂里的男孩子”。“你说现在有好男人吗?哪个女孩不想找个好男人。”李秀荣问。“男人也这样问:‘现在有好女生吗?’”“有啊,我就是啊!”李秀荣脱口而出。说完自己都吃惊地笑了。

“家里面好冷了,这边又这么热。”孙霞自言自语。家乡已是一片萧瑟,这里却依旧绿草如茵。对于来自西部的打工者而言,眼前的美景,只能让家乡的思念愈发遥远。“我昨天看武威都13度了。”李秀荣说,“现在回家都不适应了,夏天回去,哇,气都喘不上来,感觉有沙子在嗓子里面。”孙霞也有同感。每年回家过年,顶多呆一两个月就呆不住了。宁肯出来天天上班,虽然辛苦,但有事可做。

从天马公园一个高一点的空地,可以看到一整片的现代化工厂。走出公园,还是一大片工业区,两边都是些大工厂。工业区的马路,宽阔而空旷。三个新生代女工和这个背景奇妙的交融着。

这天下午,孙霞越走越郁闷。要找的昔日的工友一个都没见到。一个回老家了,一个还跑到东莞去了。虽说是放三天假,因为是夜班,3号晚上就要开始上班了。相比东城,刘黄让孙霞觉得好安静。她已经不习惯这里的冷清。

孙霞常常会说“你们茶山”,李秀荣不断更正:“不是我们茶山,是广东茶山。”看着橱窗里漂亮的婚纱李秀荣也会羡慕:“婚纱拍的好好,像美人鱼一样。”路过一家木桶饭,三个女孩子决定吃米饭。“我爱吃米饭,但还是馒头最好吃。”李秀荣说。她们要了一瓶冰啤酒。不远处,南舍广场上正播放一首首深情的流行歌曲,在这异乡的街头,情歌都带着沧桑的味道。

做个我,真难!

写博客,替民工维权,学做公民,吕延武在老乡中间显然是个异类。“我是个农民工,但我想做个特别的农民工。”这是吕延武网名“红别民工”的由来。

在过去的3年里,吕延武在一家劳工NGO组织打工,给打工的工友提供法律援助。和珠三角很多草根劳工NGO一样,吕延武所在的机构也是靠一些境外资金的支持维持生存。

他每周都会去医院,向工伤工友派发法律手册,宣传自己的机构,让他们了解自身的权益,为他们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服务。“我们今年已经做了40多个案子了。从一开始认定工伤,到赔偿,一路援助到底。”

虽然力量弱小,但对那些背井离乡、遇到不公正待遇又求告无门的外来打工者而言,这样的草根NGO组织却是一股温暖的力量。“你设想一下,一个工伤工友他发生工伤事故以后,他最需要谁的帮助?他们在受工伤的时候是很无助的。”

“东莞为什么这么富有,深圳为什么这么繁华?都是外来工的血汗累积起来的。到工厂看看那些断指头流血的人就知道有多么残酷了。” 对吕延武来说,中国的工伤事故不亚于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我工作的地方住的地方不要拍了,因为现在劳工维权还是比较敏感。政府不欢迎。为什么我们搬了三次家?” 孙霞第一次听老乡说他工作危险的一面。在维护工人合法权益的时候,吕延武所在的劳工团体自身的权益却处于毫无保障的状态。他们现在以工商登记的方式存在,靠境外劳工组织的支持维持生存。

加入这个机构,吕延武至今觉得幸运。“我的老师,我的同事,他们很好,是现在这个国度里很好很好的人。我在这个机构学到的一点,就是怎么去帮助人。”

多年的坚持让吕延武得到了年轻一代的尊重和支持。妹妹们觉得自己的哥哥很了不得,做了很多他们一般人不可想象的事。吕延武觉得有一种被看得起的感觉,这对他是莫大的鼓舞。“我这个人不聪敏,不灵敏,最大的优点就是能够坚持。我喜欢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何乐而不为呢?”

“我没有太大的本事,我唯一能做的事情,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维权工作,帮助困难的工友,另外一个,我这支笔,虽然我文笔很差,但是我不会放弃,我会写一辈子。因为确实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心灵记录,记录我们这一代工人走过的路这就是我的事业。不管这辈子多么贫困潦倒,我都会把这个事情做下去。”吕延武说。

“我上的是江湖大学,开始是读博士,我现在马上要做教授了。”初中毕业的吕延武这样自嘲。鲁迅和韩寒,在农民工吕延武的心里,得到同样的推崇和膜拜。在博客里,他时常批判这个时代“疯狂”的一面。

每月工资到手,吕延武总是忍不住先挤出一些钱去当当网上买几本书。常常因为买书,搞得自己手头紧张。今年6月,吕延武去旧货店,花120块钱,买了个木头书柜回来。把自己所有的书摆上去,越看自己的书架越“性感”,心里美滋滋的。他给自己出租屋里的书房,起名为“红别屋”。对他来说,这将是一个“可以让灵魂解放的屋子”。

虽然至今仍要靠一张一百三十八块钱的暂住证证明自己在城市里的合法身份,吕延武已经有意无意向一个公民的生存迈进了。“我现在不仅是一个工人打工者,我更高的生存是公民,所以我想的是如何去做一个合格的公民,为这个社会尽到我该尽的责任。”吕延武打算一边从事维权工作,一边把自己的笔记,把自己打工的经历写出来。

心中那个沉重的家乡

“我为什么一直能扛到今天,一直能按自己的思想来走路,也许更多的是我的父母在支持着我。虽然也许心里不愿意,但是他们没有在行为上,骂你或者喝斥你。”吕延武觉得这是自己比家乡的孩子幸运的地方。“为什么古浪人出来那么多都回去了?包括吕博武,刘玉萍很多人都回去了,更多的是家里的压力。”

周围的亲戚们却纷纷替他着急,奔二十六、七的人了,不知在外面干些什么,是玩还是混。国庆节,吕延武收到堂哥爱武的短信。堂哥又在用心良苦地在“劝”他。每当这种时候,吕延武总觉得无言以对。

“做个我,真难啊!”吕延武因此一直“不敢回家”。他害怕自己心中坚守的那片只有自己懂得的战场高地一夕之间被彻底击毁。“我走的是一条别人看来是邪门歪道的事情。”在吵杂拥挤的公交车上,吕延武沉默片刻说。

“有时候想回去该干什么干什么,种地,娶妻,生子,生下来就是这个命,你再怎么挣扎也挣扎不过去。你农民家的人嘛,你再不服,再不认命你有什么办法呢。”偶尔,吕延武也会这样悲观地想。内心深处,他想找一个能够理解他,支持他的女孩,但这样的女孩子现在真的很少很少。

“她今年回去被她老妈给嫁出去。”李秀荣故意逗孙霞。“一切皆有可能,但一切,哪有那么快啊?”孙霞说。“你赶紧自己找一个,解除危险的啊?”“我们那边不知怎么回事,在外面谈的家里不同意,又回去了。”孙霞有点迷茫。“家里不同意,你们两个同意不就行了?”李秀荣悄声表明自己的观点。

家里的女孩二十岁不到就考虑婚嫁了,家乡一般说虚岁,虚两岁。孙霞是跟吕延武一批来东莞打工的,她对吕延武说:“我今年回去,比我们晚几批的,比我小的,后来进厂的,都结婚了。就我们那批的很少结婚,还在玩。人家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结婚的。”

孙霞兄妹四个,今年4月份进现在这个厂,打工半年给家里寄了四千块钱。父亲在家务农,母亲时不时出门打一些短工。弟弟今年也开始打工了。孙霞自己倒没有结婚的压力。“反正每年都回,每年都出来。跟我一起的有几个她们都不结婚我也不着急。急什么?”她安慰自己。

李秀荣的姐姐比她大一岁,90年的,当初姐妹俩一起出来打工。如今姐姐已经回家结婚了。“她快做妈妈了。她跟我姐夫认识的早,我姐夫现在在山西那边开车。”谈论起家乡的事,李秀荣充满了青春活泼的神情。

“你会在这里谈恋爱吗?”“我想应该不会吧。”“是回家介绍的那种?”“那也不可能。介绍给我一个随便的婚姻我是不可能的。”“如果谈个外地的,你家里会接受吗?”“是我家的话,会接受。感觉自己现在太小了,还是想提升自己的能力。”

和大多数90后打工者一样,李秀荣也是月光族。虽然工厂里面有饭供应,但时间卡得很死,李秀荣就在外面吃饭,再加上,“女孩子吗,买点什么小首饰啦,还有就是买零食呀,上网,这里消费比家里面高多了。”柴春晶是90后不同的样本。“她可以攒下钱。”李秀荣指着身边的柴春晶说,“我以前刚出来也跟她一样的,现在做什么我都想到对自己好点。以前也是要寄钱回去,只是很少啊。”

柴春晶走着走着,把脚上的拖鞋飞了出去,光脚踩在草地上面。她下面一对双胞胎妹妹,还有一个比她小十岁的弟弟。“所以我就是家里的老大呀。”柴春晶声音又低下来。

“有的时候就想上学,有的时候就想打工。”柴春晶也有自己的迷茫。

太遥远太遥远的未来

“你看我一个人现在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有了家就不一样了。” 有时候,吕延武会这样“宽慰”自己。

对于漂泊在异乡的西部民工,年龄每长一岁,压力就大一倍。未来对他们来说,是个不着边际的词儿。

从工厂出来以后,吕延武几乎就没有寄过钱了。妹妹晓琴今年上大学了,他知道家里正是缺钱的时候,却无能为力。自从前年奶奶病重时,他借钱凑了两千块寄给家里给奶奶治病外,再也没有给家里寄过一分钱。

“将来根扎到哪儿?想在东莞扎能扎的下吗?这个事情太遥远太遥远了。回到农村种地吧,我又不是很甘心,回去就觉得不甘心,感觉到种地也没什么意义。”吕延武“不敢想”太远的事,只想先把眼前的事情做好。

即使是乐观开朗的90后女孩李秀荣,也不敢轻易去憧憬未来。“打工的未来会怎么样?曾经想过不太现实,还是做到比较好一点。”“我感觉那个梦想没有实现还是不要讲的好。”“计划不如变化。有的时候感觉还是很失落的。”

李秀荣和柴春晶平时也喜欢在宿舍看书,读点文学类,生活经历方面的书。“主动看点书,自己也会丰富一点。”李秀荣说。

走在大街上,看着花花绿绿的世界,吕延武“对自己很生气”……我为什么一无所有?他看到“一无所有”的我们:“没有自由的思想”,“没有独立的人格”,“没有可靠的人情”,“没有够用的金钱”;他也看到那些“无所不有”的他们,有着“颐指气使的的权力”,“有为所欲为的枪口”,“富丽堂皇的宫殿”,“享用不尽的美酒”。他自问“我怎么会活在如此可怕的时代里”?“我真的不服,我要反抗,讨个说法回来,给自己个交代。

2010年10月10日,吕延武开始在网上征集稿件,创办《同路》期刊,一份“工人办工人自己的刊物,工人为工人自己说真话”的内部交流文艺杂志,创刊词中,他写道:“我此生来,踏血而奔,只为与你同路。同路,同路,多少英雄儿女!”

“这里虽然没有我的一寸土地,这个地方虽然没有接纳我,但是我真的爱上这个地方,我把这里当作第二故乡了,毕竟我在这里生活了五年,我认识了这么多的工友,我和这么多的兄弟姐妹在这里打拼,这个城市我真的是爱恨交织,又爱又恨,很矛盾的。”民工吕延武如是说。(作者:《新西部》杂志 畅天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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